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歐與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或社會，其誕生與發展，在理論上、實際的問題上，始終處在暴力、革命、改革、自由等力量交錯的環境中。英、法、美三國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率皆有賴於貴族、地主、商人的歷史性聯盟，向上以暴力從專制的王權或統治階層爭取自由，向下以武力、法治與教化來馴服農民、紀律化工人，俾以建構、維持一種足以支持資本主義市場與生產的社會秩序。自由主義固然不能完全等同資本主義，但是西方民主革命的發展，確實導致或導向了城市或資產階級之資本主義民主的興起，也促成了現代民族國家之政治架構的建立。

　　在思想上，啟蒙（the Enlightment）思潮始終存在著一個兩難或一種張力。一方面，它設定人性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原則，理性、包容、人道（亦包括對人之激情（the passion）的承認）、自由、幸福成為新的、不容折扣的價值，另一方面，特別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努力，啟蒙思想家意識到，人除了天賦的慷慨與合群外，亦賦與著追求自利遠勝於它利、眾利的另一天性。人們對此問題的爭論，始終不休，但他們大抵相信經由理性的適用運用，端正合宜的社會是可以出現的。當這般的論理產生後，啟蒙的思想家首先自然要質疑這樣的見解：當下政治秩序的安排是源自社會契約的神聖性或必然性。它們認為，當下的政治安排，毋寧是源啟自眾利或社會的必然性。

　　隨著商業、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啟蒙思想家還見到，社會分工固然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新的異化、不平等。而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決，政治（尤其是國家）力量被賦予了重要、必要的角色。亞當‧斯密和弗固森（A. Ferguson）在解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上，他們希望找出政治秩序下的社會安排（arrangement）之秩序，運用人的選擇與行動去「改進」（to improve）社會的弊端。斯密的門徒邊沁（J. Bentham）對於市場所可能帶來的邪惡、不善，更敏感於其師，他主張增強國家的功能，以處理社會秩序的問題。運用國家的機器與機制來變革社會制度，勢將賦與國家更大的權力來解決社會無知與既得利益的難題，而啟蒙思潮所特重視的自由價值，自將處於國家各種嚴峻的威脅。

　　建立於唯物史觀與經濟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即是繼承啟蒙原則、理念，在啟蒙思潮內部，透過理性的功能、作用以反對資本主義與代議民主制度的革命運動。在實際的革命策略上，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無產階級應該奪取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國家――並將之視為鎮壓資產階級、推動社會進入共產主義階段的過渡時期。在馬克斯主義之外，歐洲內部亦存在著許多探討人類理性限制、甚至進一步質疑理性假定本身，並從自然、人類生活、道德直覺和人類內在力量出發的非理性思潮，例如叔本華、尼采、和柏格森。20世紀初期的知識分子，延續1890年代對於理性的潛在力量所提出的質疑，進一步支持非理性主義或反理性主義者；他們公開擁護、實踐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對歐洲基督教和民主制的批判，以及柏格森(Henri Bergson)強調生命力、直覺而質疑西方知識傳統的論述，在文學、藝術上突破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的限制，甚至進一步促成了19世紀哲學非理性主義的政治應用。例如索雷爾(Georges Sorel)將柏格森的思想運用於政治行動方案之中，修改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經濟決定論，以及否定「理性引發社會變革」的理論，進一步影響之後的法西斯主義。

　　二十世紀裡，受啟蒙思潮影響極深的西方社會科學思想與方法，自然得繼承來自啟蒙內部的兩難或緊張，亦得應付來自外部反啟蒙力量的挑戰。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其間的全球大蕭條（The Depression），提供了歷史機緣與誘因給予各種社會主義實驗實踐以解決、回應資本主義的空前危機，從而產生蘇聯模式、中國共產主義到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此皆著名的歷史運動。啟蒙理性主義、資本主義，以及民主與發展等三個相關連概念或議題，在1930年代的世界思潮中，不僅被質疑、批判，也被重新思考其定義和運作方式，並在實際的歷史環境中，產生了有別於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態，實為一次對歐洲啟蒙思潮傳統的巨大反思與挑戰。但無論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面臨二十世紀初期的變局，尤其193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均視「國家」為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解決手段，使得「國家」、「政府」在現代世界中的功能、角色，以及與社會、經濟等各層面的關係，受到重新界定與審視，亦產生了西方啟蒙以來最複雜、多樣的政體形式。

　　在中國，鴉片戰爭以來，主要以歐洲中心主義或帝國主義力量的西方勢力，逐漸侵入中國社會；與此同時，中國人也逐漸被迫去面對、學習、理解、反思西方的各種思潮與政治制度。換言之，前述歐洲之啟蒙思想、資本主義、民主等概念與經驗，既隨西方勢力加諸到中國，亦為中國人所詮釋、運用、內化、外化、或批判。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明本身的結構、思維，亦在東西方接觸的過程中成為影響中國步入現代世界的獨特歷史條件；尤其中國內部經過長時間演變的過程，政治制度、人口、土地、商業、道德各方面，也出現了變化和危機。而當中國內部的變化和危機，伴隨著中國步入現代世界，各種政體、各種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種發展計畫與要求，不是先後緊隨，便是共時一併提上歷史議程，壓迫著、困惑著中國人。在這巨大時間壓力下，中國自身的危機交織著西方內部思想和政治、經濟制度的種種緊張、衝突，在劇變的過程中產生大量混亂和暴力。這既是中國建構國家組織、形式、力量之過程中所遭遇的複雜難題，也是中國進入現代世界所付出的龐大代價。

　　一次大戰的爆發與戰爭的殘酷，進一步摧毀歐洲啟蒙思想的信心，以及過往西方帶給非西方地區的「示範效應」。1917年的俄國革命的重要性，是啟蒙傳統下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建立了一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選擇，並立即招致西方與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預。而一戰的殘酷和俄國革命的劇烈變動，也使許多西方和非西方知識分子重新思考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各種道路選擇。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思想家，目睹一戰的慘烈和西方文明吞噬自身的黑暗面，亦試圖重新判斷西方文明、世界思潮、與中國傳統的價值優劣、趨勢與走向，以界定中國的出路。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僅暴露了歐洲啟蒙思潮以來的各種緊張衝突，也開啟了使各種人類文明的道路選擇紛然並陳的機會之門。

（因助理疏忽等因素，敝人此前若干年研導課程未設課程大綱，謹此致歉。）